浅谈《权力的游戏》里女性形象

作者:代写英语专业毕业论文   日期:2015-12-18

  《冰与火之歌》是由美国作家乔治·马丁所创作的奇幻小说,由美国HBO电视网改编成为一部中世纪史诗奇幻题材的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权力”争夺成为该剧的叙事主线,伴随着这样叙事主线的是剧中人物跌宕的命运起伏。正如原创作者所说的,在权力斗争的故事中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永恒的权力。然而,剧中有关人物形象设定,某种程度上二者差异还是尤为明显的。女性形象总体性可概括为:装饰性角色、权力之下的牺牲品、工具性角色等。鉴于《权力的游戏》系列的篇幅以及典型女性角色的样本选取,文本统一的标准为:前五季中活跃度高(是否成为焦点、POV人物)、出现场次多(每季中是否出现以及出现多寡)、各大家族势力中具有典范作用(主要集中于故事的几大家族及围绕几大家族有关的核心女性人物)。主要女性角色家族势力分布图及出现频次程度所列如下:

  史塔克家族:珊莎(A)、艾莉亚(A)、凯特琳·徒利(D)

  兰尼斯特家族:瑟曦(A)

  坦格利安家族:丹妮莉丝(A)

  其他势力:玛格丽·提利尔(B)、梅丽·珊卓(B)、荆棘女王(B)、布蕾妮(C)、雪伊(C)

  注:(其中关于频次分布主要分为:非常高A,高B、一般C、低D、非常低E五个维度)

  一、庞杂的女性形象建构体系

  (一)传统与反传统的形象对立

  史塔克家族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除女儿艾莉亚之外,母亲凯特琳.徒利与女儿珊莎的人物形象一直秉持父权文化中所认同的那种”女性特质”即女性所拥有的柔性美、顺从性,她们应该是那种”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女性。剧中珊莎.史塔克从小受到淑女的教育,她拥有符合她高贵出身的、传统的女性魅力,对一些”女性体闲活动”比如刺绣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憧憬在故事和歌曲中描述的爱情故事。该类型人物的悲剧性在于把自己定位于传统女性角色之下,而传统女性所持有的那种特征在权谋的叙事主题之下又很难存活,或沦为权力的工具。伴随着史塔克家族的失势,血色婚礼上母亲凯特琳.徒利被杀,直至第五季为止女儿珊莎则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与传统女性人物截然相反,剧中对艾莉亚、布蕾妮这样的反传统的女性人物形象同样展开了细致的刻画。艾莉亚是临冬城公爵艾德·史塔克的次女,是个典型的’假小子”,活泼好动,不喜欢女工礼仪反而喜欢舞刀弄剑,被父亲评价为具有”狼血”(狼图腾是史塔克家族的徽标)。而布蕾妮则号称”塔斯的处女””美人”布蕾妮。她身材高大,面容丑陋,有着更胜男人的蛮力。她们身上所具有的特征即被异化的女性形象,完全”违背了”父权体系下所认同的女性阴性美与柔和美。她们是”雄”的,这样的极具攻击性的标签很容易被人们运用到艾莉亚、布蕾妮的人物形象上,因而,把她们囚禁在性别的牢笼中也就”理所当然”。

  (二)强者与弱者的形象对比

  兰尼斯特家族的瑟曦.兰尼斯特与提利尔家族的荆棘女王在该剧前五季中可谓是权力斗争的佼佼者。瑟曦.兰尼斯特骄傲任性、富有野心并且自认为很有政治天赋,认为由于性别所限使得自己不能发挥全部的能力。她崇拜并且处处效仿父亲泰温的行事之道。提利尔家族的荆棘女王则是高庭公爵梅斯.提利尔的寡母,号称”荆棘女王”,极富权谋之术。在她们的形象构建上,体现更多的是男性所擅长的权谋、政治博弈与妥协。在前五季中,瑟曦·兰尼斯特与荆棘女王一直都是以政治强人的形象示人,直至第五季《魔龙的狂舞》收尾时瑟曦.兰尼斯特才沦为阶下囚。与权谋强者相比较,缺乏权谋手段的人物往往以弱者形象出现的概率要高得多。反观,妓女雪伊、珊莎.史塔克,她们往往充当了利益交换的工具,多次被转送他人,没有人身自由,在故事中也没有发言权。

  (三)人物角色的多元化与形象刻绘的单一化

  在该剧中,女性角色往往充当的人物角色并不止于一种,往往是身兼多重。坦格利安家族的龙女丹妮莉丝既是女儿又是妻子,同时也是女王。但是,即便是身兼多重角色,龙女丹妮莉丝所表现出的人物形象却保持了高度的同一。与性格残酷,语言粗暴,容易发怒,滥用暴力的哥哥不同,她从一开始的弱者逐步走向强者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坚韧与自信的理念。无论是在对待她那残暴不仁的父亲上还是对待自己的子民。始终能够保持一份难得的理智与仁慈。随着自己的逐渐强大,丹妮莉丝。坦格利安得到的认可绝非剧中其他女J险角色能够比拟。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智慧也丝毫不逊于剧中任何一个男性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编剧在处理这种多元化的人物角色设定与单一化的人物形象构建时并非丹妮莉丝一人,凯特琳.徒利同时也身兼母亲、姐妹与妻子的角色,瑟曦.兰尼斯特同样也是母亲、兄妹与女儿的角色,在她们身上女性形象的构建并非多元化,相反,固定类型的形象构建则是造成人们对其人物形象刻板成见的源头。

  二、形象构建的归因

  (一)背景因素

  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及其设定是一个既定的因素,虽然影视作品基于原有的小说框架而有所改动,但总体上并无太大出入。这样的时空设定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人们理解剧中女性人物形象做出来的限制。它在客观上限定了剧中女性角色的发展或女性价值的进一步发掘。伴随私有财产出现的是母系时代的结束,自此以后女性的命运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也就密不可分:她的历史大部分也是财产世袭的历史,她是男性财产的一部分。这样的基因一直流传并加以稳固下来,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发现它的影子。如果说该剧是极具男性霸权文化的,一点儿也不为过,它是一个父系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剧中的主体女性之所以地位低下,她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成了别人的私产,如珊莎·史塔克、玛格丽·提利尔、妓女雪伊,就连龙母丹妮莉丝.坦格利安在剧幕伊始时也是被自己的哥哥当作政治复起的资本,把她交与蛮族部落的酋长以换取权力的掌控。剧中被财产化以后的女性其命运的悲惨性也就自此注定。她们往往没有人格可言,只是资本交换的媒介和载体。男性需要的是她的肉体,满足自我的身体欲望或可利用的价值。这样的时代基因深深地嵌入剧幕中,并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展现出来。在这种欧洲中世纪风格及封建领主制盛行的背景框架之下,更强的体力显示出更强的优越性,体力超强则所能获取与占有的资源更为广阔,反映到剧中则直接体现为权力占有多寡。反观这样背景下的女性形象,”女性娇弱的身体无疑成为她显著的劣势”。顺着这样的逻辑路径去观察剧中女性她们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倒也合乎男性文化的解释。

  (二)叙事技法与主题的需要

  正如前文反复提及的,各大家族势力的”权力”争夺成为该剧的叙事主线,面对这样的主题很难想象出编剧能够打破己有的习俗、文化干预,全面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去设计有关女性人物的形象。如果说该剧最能够体现性别形象无差异内容也只能从丹妮莉丝.坦格利安的身上寻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然而,对于丹妮莉丝.坦格利安的外在形象的构建上依然显现出受到强烈的父权文化影响。镜头下的丹妮莉丝俨然己超出了人类的范畴,她美貌绝伦,龙母的身份更是让她超凡脱俗。

  在关于母权问题讨论中,恩格斯指出母权被父权取代是”女性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而西蒙.波伏娃进一步指出”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女性的黄金时代根本上就是个神话。说女人是他者,这就意味着男女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女性己经被神化成为大地、圣母和女神,她的力量己经不是人类所能概括的,所以她也不再是人类”。换言之,世俗的权力一直被男性所掌控,当他被女人的魔力所慑服时,他才将她变为主导,奉她为神明,他也绝没有失去过权力。女性充当起世俗领导者时其角色被异化的成分要远大于作为普通人的部分。该剧为了塑造丹妮莉丝的王者形象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将这一技法运用到她的身上,她统治的合法性则是来源于她的超能力而不是作为普通的人类。

  该剧符合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赢弱的女性在其中不是被神化就是被弱化,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地带。加之为了凸显”权力”争夺主题的必要性,那些神化与弱化女性角色形象的技法反而变得尤为重要起来。可以说没有这些叙事技法的存在使得”权力”争夺的主题变得更为合理化、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一波三折,它能够将观众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故事又不得不将女性形象以装饰性角色、权力之下的牺牲品、工具性角色展现出来。

  (三)文化归因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哈里特.泰勒.密尔曾敏锐地指出”性别的不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造成的”。而这样的性别偏见又诉诸我们的文化、习俗、法律当中。”男人运用优越的地位和权力控制土地,又创造宗教信仰体系,将其支配合法化,建立男权家庭以确保财产通过男系继承;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他们又建构了抽象的法律和社会控制体系,确证了他们的支配。”福柯在对权力谱系介绍中引入”话语”的概念,并指出”话语用以对自身加以控制的那些内在规则,涉及分类、排序和再分配原则的那些规则”。也就是说在既有的话语体系之下,它很难授予领域之外的人或群体以言说的机会,更难说某种权威的赋孔”话语是危险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试图对那些他们认为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肋、的话语形式施加控制。”反观大众传播,它成为话语控制的绝佳工具也就蕴涵着深刻的必要性。女权主义者在剖析”权力”与”支配”传统价值观时指出”传媒巩固和强化现存的男权秩序,使性别歧视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合理化的作用”。现有的话语体系正是对父权文化的强化与巩固,这种强化与巩固的手段又是千变万化的。

  很难说HBO的《权力的游戏》业已逃脱父权体系的牢笼,作为肥皂剧它并没有使得女性角色争取到能够进入父权象征系统的平等权利,它依然是这个体系之内的产物。某种程度上,该剧依然是对既有的父系权力的巩固与维护,即便是有几位”特殊”女性人物形象的存在无论是从人物设定、男女比率还是人物对故事的推进作用及各自形象的展示上,它都深深打上了父系文化的烙印。其实,拥有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诞的,把希望寄托于某部肥皂剧的改变又是那么的不切实际。父权体系的根本改变不在于它的某种话语方式的变革,我们应该持有一种溯源的方式来思考。如同性别差异一样,它并非天生就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化的进步发展而一步一步被人们建构出来,而这一切的起因又是源自于人类劳动与劳动分工。我们是否能够大胆设想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即当人类的经济环境及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要的劳动分工也不复存在,性别差异也随之消亡,父权体系的瓦解才成为可能。然而,这一点又那么的不切实际与遥远。

  三、结语

  文本在指出影视传播能够强化既有的女性刻板印象外,它仍旧限于影视传播的范畴。通常在涉及女性问题时,就连女性主义者们往往也是流派各异、各有分歧,但为我们在理解女性问题上提供了各异的视角。正如,杰出的女性主义学者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观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试图探讨女性问题时,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但只有从人的生存全方位考虑身体、性生活及技术条件,对它来说才是最具体的、活生生的”。我们只能期望在接下来的对于涉及女性问题探讨时能够做得更为细致与全面。